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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刘庆邦 谈小说创作中的种子】2015《海外文摘》签约作家创作笔会名家讲座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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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盈  [中原文化网总编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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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表于 2015-11-15 12:01:4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  2015《海外文摘》签约作家创作笔会名家讲座(2)
    刘庆邦 谈小说创作中的种子
        (录音整理)倪莉


    2.  刘庆邦谈关于小说创作“种子”
        每一个人走向他的艺术历程,都有自己不同道路,《海外文摘》蒋建伟先生邀请我来给大家谈谈小说。小说是个大题目,我一般是讲这么几个题目:1、小说创作的生长等。2、小说细节之美。3、还有关于小说语言等等专题吧,这么短时间讲一个专题,我想时间是不够的,那么我就简单和大家聊聊,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。
    讲短篇小说创作之前,还想说点题外话,就是有一个问题,小说或者说文学教育,能不能“教授”或者能不能“传授”?这个问题有争议,或叫不同看法,我听王安忆说过,她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,她在教写作课,她说她的“教授”,就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,还有一个外国作家,叫“科尔穆图托宾”,爱尔兰大学的一个教授,他说他在教授,就是发现班里有没有创作天赋,如果发现有,他的任务就是帮助学员克服懒惰情绪,使他的文学天赋得到更好的发挥,这是托宾说的,我们都可以听出,这两个著名作家和教授,他们对文学创作能不能教授这个问题,出言比较谨慎,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正面肯定,文学创作是可以“教授”的。那么这个文学创作它到底能不能“教授”?可以不可以“教授”?我自己的体会,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可以“教授”的。我之所以有这个看法,我是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出发,通过我的体会,是发现这个现象的,我自己觉得,我的文学从起步到现在,一直都在学习之中,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,那就免不了,要得到一些“教授”。我认为这个教授,它是两个方面,一个是直接“教授”,再一个是间接“教授”。直接“教授”,当然好理解,比如说,从老师那里,从教授那里,从朋友那里得到直接的传授,这叫做直接“教授”。回忆起来,对我创作教授的,有好多朋友,比如我刚才说到的王安忆,她现在是上海作家主席,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家,她对我就有直接“教授”的作用,她特别喜欢我的短篇小说,我的短篇小说,不管发到哪儿,她差不多都能看到,我要是发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收获》等等,这次她可以看到,我可以理解啊,这些影响比较大,发在省级的杂志,她也能看到,比如说《作家》、《天涯》、《长城》啦,她也能看到,看到以后,好的作品,她就叫好,不好的呢,她通过电话交流啊,有时甚至写信,给我指出,不是太理想。比如,我写一篇《保镖》,她看到以后,就给我写一封信,她说这个小说不太好,比如你前一个小说《走窑汉》,在结尾把人写死了,这个小说又把人写死了。这就不太好,她的理由是什么呢?她说这个轻易把一个人写死,是一个偷懒的做法,而且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。我觉得她说特别好,她的观点是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死掉的,人活着是难的,死掉是容易。所以,不要轻易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人写死,写死是偷懒的做法。那么在以后写小说,我就注意了,我就轻易不把人写死。除非人物走向不死不行了,那么我才把人物写死。在很多情况下,我就让人物活着,不把人物写死,短篇是这样,中篇也是这样。那么,我就类似这样的,朋友之间直接“教授”。
    还有一个,类似情况,就是在北京作家圈里,就是被称为“短篇小说圣手”,和汪曾祺先生被称为“文坛双壁”的林斤澜老师,他当时担任《北京文学》的主编。他当主编之后不久,就约我谈稿子,我当时给《北京文学》一个短篇,叫《玉字》,他和我谈这个稿子谈一上午,他肯定了这个稿子基础很好,但是她觉得一些细节不够到位。我们整整谈一上午,包括短篇小说怎么写,不可以面面俱到,给我举例子,到颐和园去看景观,看几个点就可以了,不用把每个景点全部说一遍。最后他给我说,你要接二连三给我《北京文学》写稿子,我们《北京文学》接二连三给你发,你要跟我配合好。我感觉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,这么一个刚上任的主编,德高望重的老主编,对我这么重视,我真是很感动。我也当真,真是接二连三给《北京文学》写稿子,我说这话,是八二年,在将近三十年,之后,我差不多每年写一篇,有时甚至两篇,到现在,我在《北京文学》发了三十多篇,刚北京文学的奖,我都得了九次,后来再得,我都不好意思,我说以后不要给我评奖,以后大家这个轮流得,有一次给我评两篇,一个短篇,一个中篇。
       这些事情呢,就是说明,一些直接的作用,是对我们文学创作是有促进的。更多的呢?就是来自一个间接“教授”,我间接教授,受谁最多呢?我回忆起来,中国作家,我受沈崇文先生间接的教授最多,有一年,我在《北京文学》看到一篇汪曾祺写的短篇小说《受戒》,自己看了,感觉非常的好,看一遍又一遍,看不够,后来看到刘恒,刘恒是北京作协的主席嘛,是我多年的好朋友。我说,哎呀,汪老师的《受戒》写得太漂亮了,哪里还有汪老师小说啊,他说,如果你喜欢汪老师的小说,你就去看沈从文的小说,在这之前啊,我真是对沈从文不大了解,或者说从没有看过沈从文的东西。他说你为什么要看沈从文呢,他说汪曾祺呢,是沈从文的学生,他走沈从文这个路子,他是沈从文得意弟子。我听了这个话,很兴奋。你看从这个事情说啊,刘恒给我推荐沈从文的书,这也是一个直接“教授”的作用。我马上跑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,找沈从文的书。恰合,那年,香港给沈从文给一个文集,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,我一看书架上,只剩九本,我一看不全了,我一下都买了回来。也是第一次买一个作家这么多书。其中包括小说,创作集,包括给一些作家的通讯,都收集到这个文集中。可以说啊,我把这个九卷本的文集,详读了一遍。通过反复读啊,确实读到很多东西。沈从文先生生前,出于对他的敬仰,一直想去拜访他,想当面听听他的教诲。我知道他在北京,但是由于自己的怯弱,而且听说沈从文先生身体不太好,一直没有好意思去登门拜访,想着会有机会,想着说不定那一天,一起开会就能遇到,结果呢,沈从文先生在一九八八年去世了,后来听说,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啊,有意颁发给沈从文先生,可是恰恰沈从文先生就在这一年去世,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。
         间接教授,外国作家也很多,再比如说,我喜欢奥地利作家,茨威格的小说,读得比较多,还有一些,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等等。
    我觉得作家啊,文学创作更主要来源一些间接的教授,比如读外国作品,比如年轻一些的作家学习,也是一些间接教授,所以,从这些意义上说,我自己感觉,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。那么回过头说,直接教授和间接教授,就避免大家盲目摸索,少走弯路。比如说创作,就是整理些规律性的东西,然后掌握这些规律,可以使你写东西很快,比较快的达到发表一些水平,但是呢,它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写出一流水平的小说,不能保证你写出传世景点小说。好多人认为,写作当作家,要有天赋,天资要高,或者说,要有天才,很多人认为小说创作,不能传授,就是强调了这个天才决定性作用。我自己认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也是很重要的,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啊,确实有确定性的作用。一个人没有天赋,他再这么勤劳,写得东西再多,可能,写出来的东西缺乏灵气,达不到一流的高度等等,强调天赋的重要。同时我认为呢,这个天赋是很脆弱的。我们中国很多作家,很多都有天赋,但是,我们看到,他们写东西,刚开始写出来水平很高,写着写着,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东西了。这表明啊,光有天赋是不够的。我给他发明了一个词。是前年鲁迅文学院,召集我们一些兼职的作家去教学。看往那些方面发展。我当时就提了一个观点,提出一个天赋固然很重要,但是有一个地赋这个支持。这个观点,就是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出来的。什么叫地赋,就是后天学习,锻炼,有地赋的支持,才能在创作道路上走远。当然地赋包括很多内容,包括后天一系列的学习。包括向经典学习,向生活学习,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地赋的过程。地赋是我们自己给予的,是一个长期学习,实践的进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地赋也非常重要,仅仅有天赋,很难在文学道路走远,很难积累更多创作成果。
    这个是我一个看法,我给朋友们说这些的意思,今天这个笔会啊。你们之间这个交流,和韩老师这个交流,都是互相启发的过程,一些作家班也好,笔会也好,有时它是有作用的,有时哪怕是一句话,让你记住了,一句话启发,就是不枉此行。
    我说这个题外话,我谈谈短篇小说的创作,因为我写短篇比较多,我是一九七二年,还在煤矿当矿工,招工当矿工了,70年招工就到河南的一个煤矿当工人,采煤啊什么工作都干做。就在当矿工时候,一九七二年,写第一个短篇小说,写了四十多年,积累了三百多篇,很多人写着写着,不再写了,我一直在写,有一年写了七个短篇小说。现在是越写越少,原因是随着年龄增大,可能这个激情和想像力在下降,越写越难呢,还在坚持着写,在上个月,我还参加一个论坛,说起这个,过去啊,写短篇小说,就是瀑布一样,顺流而下,现在呢,就是逆流而上,那么短篇小说的操作,有很多要素,不回避说,有一些技巧。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技巧,好像谈技巧就是技巧主义啊,机械一类的。甚至还有人说,哪有那么多技巧可言啊,最好的技巧就是无技巧,我同意这个说法,但是,你要达到无技巧这个境界,必须从有技巧达到那个境界。如果你上来要求没有技巧,我觉得不可能达到没有技巧这个境界。这个道路很简单,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,都是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的,比如说打乒乓球,我们看一些国手,打得那么好。也是靠本能的反应,都是从初期非常刻苦的训练,从最基本的接球练起的。到最后呢,都是凭感觉一个程度,这个技巧已经融入血液里,本能的反应就是到无技巧的程度。象开车一样,等于胳膊,腿啊,延长一样。所以说无技巧都是从有技巧走过来的,所以说不要否认技巧。开始写作时候,要有一些技巧的训练,美国作家班主要讲技巧,拿一篇小说,读,分析,然后把小说分为细节,这么开头,怎样布局,怎么运用细节,怎么样使用语言,包括怎么样结尾。主要讲创作技巧。通过学习啊,很快掌握写小说技巧。
    短篇小说啊,它的技巧有很多,但是我觉得重点的一点,写短篇小说要先找到它的种子,关于短篇小说的种子说,有类似的说法,有的把它说成支撑点,有的说成爆发点,还有说成短篇小说的眼,还有说成纲,有六七种说法。我为什么把它说成短篇小说的种子呢?我觉得这个种子比较形象,一想到种子,我们就想到饱满啊,圆润啊生长啊,因为世上万事万物,都有种子,动物有种子,植物有种子等等。种子起到一个传递的作用。包含着我们的生命基因,有种子的传递,我们的生命才能生生不息,物质是这样的,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是需要有种子。比如短篇小说的生长,种子就是短篇小说的根。什么叫短篇小说的种子呢,我给它下一个定义,就是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。在我们写到短篇小说之前,如果没有找到短篇小说的种子,没有出发点,也没有立足点。我们创作,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我们得到一个素材,里面有小说的因素,但是又迟迟不能下手,不能动笔,不能把它变成一篇小说,这就是说明遇到一个问题,很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素材里面包含的种子,没有方向,不知道往哪里用劲。最后不知道在哪落脚。那就是没有找到种子在哪里。举个例子,好比我们。我们住在城市,恰好住在一楼,前面有块空地,想在空地种点东西,种向日葵啊,玉米,鸡冠花,牵牛花之类的。地整出来了,墒情也很好,阳光也很充沛。但是,没有种子,这地啊,是无效的,只有找种子,把它埋到土里,然后这个种子才能生根,发芽,开花,结果,长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。这就是一个种子对一个短篇小说的重要性。
    现在我们看很多杂志上小说,比如说我们看小说看到不满足啊,甚至看半篇就不想看,很有可能啊,这个短篇小说,就是缺乏种子,那么这么一个种子,在短篇小说里,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?在很多的情况下,它是一个细节,这个细节构成了短篇小说,细节生发成一个短篇小说,还有一个情况下,它是一个思想,理念,构成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种子,然后我们演绎这个理念,把这个种子转变成短篇小说。还有时候,甚至是一句话,就是一个种子,还有一个情况下,是一个氛围。这个种子大都是在小说结尾部分在小说中呈现。但是,有时会在小说的中间啊,开头啊,甚至有时在整个小说中,找不到种子在哪。但是这个种子又无处不在,但是,要把这个短篇种子讲清楚,要是在别的地方讲,要讲实例,我简单举个例子吧,我听我母亲讲发生在我们老家一个事情,发生在文革后期,那时还是批判资本主义,不能做生意。集市上,不许卖东西,谁要是偷偷卖呢,抓住就要批判的。我们邻村呢,以前有个货郎,整天挣点小零钱,后来不让卖,他家里比较穷啊,连盐都买不起。后来,他的货郎担里还有一点存货,他就偷偷的到外地卖了,换盐吃,穷得连姑娘的裤子都打不起补丁。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,他卖点东西。挣点小钱,然后被人发现了,队里开他的批斗会,罚他公分。有一天早上,在大队饲养室里,和队长一起刨粪。刨着刨着,他就把几个齿的铁靶子刨到队长头上去了。一下子就把队长给锛死了,一看队长倒地,死了,社员一看,敢把队长锛死,这还得了。他锛死队长后,就跑了,然后跑到麦田里,春天里,麦子刚起身,后面社员就追他,然后他不跑了,被后面追来的社员,一顿乱打给打死了。就这个事情,大队也没有向公社报告,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我回家探亲,我母亲给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,我非常震撼,想想这个场面,非常震撼。当时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,想想这个事情,可能里面有小说的因素。能写长一个小说,但是我后来呢,老是找不到种子在哪里。我一开始,就是粉碎四人帮后,就想写这个小说,想把这个事情写成极左路线对民众的荼毒,通过批判,反思文革。当时,这样小说很多,很多作家也写相同题材的小说。我想,如果我写批判极左路线,也可能会发表,但是发表以后呢,就很快被淹没。它不能引起读者注意,更不能引起评论家注意,顶多写一篇短篇小说,对读者,对文坛意义不大。过一段时间后,我想把它写成复仇小说,货郎向队长复仇,想到复仇,我自己心里有点激动,几乎要动手开始写这篇小说了。因为前面批判极左路线,停留在社会的层面,如果写复仇,它就上升到一个人性的层面,有顶峰的较量、人性这个碰撞,因为写出来紧张,容易比较好看,比较抓人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写,虽然社会层面到一个人性的层面,我觉得已经提高了一个层面。后来我总结啊,把小说总结成几前几后:先是人性,后是社会性。先是趣味,后是意味,先是审美,后是批判。先是诗性,后是史性。我们写小说啊,先是把人性写出来,它的背后的社会性会呈现出来。那我们现代很多小说啊,还停留在一个社会的层面,就没有上升到人性的层面。我劝朋友们,以后再写小说,就是挖掘这个小说的人性,把这个人的人性给他凸显出来。这会使大家的小说,提高一步,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。但是,想到把这个题材写成复仇小说,为什么又没有写呢?因为在这个小说之前,我已经写过《走窑汉》这个小说,就是复仇小说,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,就在文坛很快引起了一些反响,王安忆看到这个小说,特别激动,就说这个小说好得不得了。马上推荐给上海评论家程德佩。程德佩很快写了一个文章《这活让他做绝了》,发表在上海的《文惠读书周报》上,还收录进程德佩和无量编的一个探讨小说选。在北京呢,林明兰老师说,刘庆邦通过《走窑汉》走上了知名的站台。还给很多知名小说家推荐这篇小说,还特意给汪曾祺看。有了这么一篇小说,还是写成复仇小说,就是重复自己,一个作家重复自己,也是不容易的。好比打篮球,乔丹在鼎盛时期,被称为飞人,意思是飞很远,把篮球扣到篮里。他后来再复出,再重复他的经典动作,就不太容易。一个作家,还是要做到羞于重复自己。既然一个复仇小说,产生影响再写一个复仇小说,就是重复自己,想到这点,我还是没有开始写,就是说,还没有找到小说这个种子。
    这个素材,在我们脑海里放了十多年,说到这里,我想给大家谈谈,这个种子啊,它不象物质界中的种子,它是不怕放的,这个精神性的种子呢,放在我们心里,用我们的心血来浇灌,用心灵的阳光来照耀它,滋养它。种子越来越饱满。直到二十多年以后,我看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,斯坦贝克,美国一个小说家,我看他一个小说集,这个小说也是王安忆推荐给我的。我还没有看小说本身,我看前面介绍,这个人,是研究海洋生物的,原来也是个业余作家。长期研究海洋生物,得出一个结论,海洋生物一旦形成一个群体,对这个群体有个很大的保护性,也有一个很大的攻击性。看到这个,我脑子里一亮,就象开了一扇窗一样,我说好了,这个短篇小说,终于可以写了。也就是说,这个素材蕴藏的种子,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包含着一种理念,我就从海洋生物,想到我们人类,也就是说我们群体,在无意识的情况下,没有个性的情况下,会形成一个人性恶。人性恶一旦爆发出来,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破坏力。我把它形容为一个集体的人性恶。得出这结论以后,就是眼观一下我们周围这个人性恶的状况啊,存在的非常普遍。举例来说,我们经常在晚报什么的看到一些新闻,一个人到建筑物上寻死,准备往下跳,这时有很多人围观,这围观的人就形成一个人性恶,好多人不希望,大家救这个人,希望这个人跳下来摔死。摔死呢,可以满足潜意识的人性恶的欲望。比如说四川成都有这么一个人跳楼,但是这个人不跳呢,下面人很着急。有人喊,你怎么还不跳啊,我看你还是怕死,要是不怕死。早就跳了,拿话激他跳。当这个人跳下来,摔死那一瞬间,观众欢呼一下,感觉非常满足,他们内心深处是反正只是看者,你也不知道我是谁。这样事情很多,比如说上海,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地区。我在新民晚报看到这样一个,一个女子在四楼,楼并不高,往下跳,好多上班的人停下来看,救护车还没有来,这女子就没跳,上海人就有些着急,说四楼也不高,要么走下来,要么跳下来,不要老在那不跳,没有动作。还说现在大家都很忙,没有更多时间陪着你。然后这么一说,这女子就从四楼跳了下来,虽然没有没有摔死,但是也摔残了。
    也就是说,这个一个事情,说明我们人类内心有正面的东西,也有负面的东西,也就是说,有善的东西,也有恶的东西。在有些情况下,善的东西多点,在有些情况下呢,恶的东西多点,甚至会集中爆发,更多的情况下,表现在文革运动,我认为是集体的人性恶大爆发,虽然发起文革的人有责任,但是一旦发生,发起人就控制不住局面了,发起后,有很大的破坏性。象洪流一样,不可阻挡,不可遏制。包括互联网在开始时候,泼水也好,砸砖也好,都是在匿名的情况下,都是在去个性的情况下,表现一个人性恶。我记得,在哈尔滨发生一个患者,捅死一个实习的大学生的事,上几年大学正在实习的学生,一个人用刀子把人给捅死了。反映到网上呢。不是同情这个大学生,而是有的人还说,一刀子算少的,多捅几刀子,才好。在网上就说这个话。甚至搞一个网络调查,超过百分六十以上的人,赞成捅死这个大学生。这让人非常震惊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,这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医疗改革的不满等等,都发泄到这个大学生身上了。大学生特别无辜。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集体的人性恶的暴露。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很多很多,比如说密云一个观灯事件,就能踏死很多。还有麦加朝圣啊。我觉得这个事情,就有可能是集体的人性恶在起作用。当他脚下踏的人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,他不是抬抬脚,而且跺跺脚。就把人给踩死了。还有好多人愿意看赛车,赛车很刺激,最愿意看到赛车撞到墙上了,翻很多跟头,还说这个特别好看。我觉得这些都是集体的人性恶在起作用。得到这个观念以后,我就把这个小说的种子,打造,我就给小说里设计几个人,张三李四的,当然起一些名字。我让这些人轮流去煽货郎的火,我把这个货郎本来写得很懦弱。他根本没有勇气和想法,去打死这个队长。他是经不起这些人,再三再四的劝导他。有人说,他这就是欺负你,要是我,早就不干了,我跟他拼。有人唉声叹气,好像自己被人欺负一样,他意思说,被人欺负这样,还不跟他拼,还算男人吗?就是反复的煽风,就是把货郎逼到墙角。如果他不向队长,他就不算人了,好像不能在村里生存了。就在这样情况下,他被逼墙角的情况下,他举起了钉耙。把队长给锛死了。我记得我在小说中重点渲染了这个情节,我写到这个村里子好久没有遇到这么让人高兴的事了,一个很沉闷的乡村,象赶庙会一样,向狂欢一样,有钉耙的拿钉耙,有铁锹的拿铁锹,有木棒的拿木棒,然后找不到木棒的,随手抽起厕所一个砖头,也向货郎追去。不但青壮年出动了,老人,孩子也出动了,不但人出动了,狗也出动了。汪汪叫着,向货郎追去,我最后说句,简直象场农民起义一样,麦田里腾起阵阵烟尘。最后货郎的女儿,说不要打我爹的头啊,她意思说,给我爹留个囫囵的尸体。不喊还好,一喊,队员们还特意往货郎头上打去。最后把货郎的头捣得如一摊红粪一样。为什么写这个呢,因为当时社员们正在刨粪。这个小说名字,名字叫《平地风雷》发在2005年北京文学的第八期的头条位置。然后这个小说,发了以后,因为它种子不一样,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关注,和评论家的注意。上海一个教育家陈思和,很快就把这个小说,从众多小说中挑出来,当年编著了一本世纪精选小说集中,在这个小说集中前言,说了一大段话,他一下把这个小说,给点出来了,他说刘庆邦这个小说,掀示了前所未有的队人性恶的批判力度,揭露了人性恶的共谋,我说集体人性恶,他说揭露了人性恶的共谋。说得非常好,因为这个小说的种子不一样,使这个小说从众多小说中跳出来。我说这个意思,就是我们写小说时候,一定找到它的真正种子,真正饱满的种子。还有,我讲这个例子,还说明我们所处的世界,几乎是雷同的,我们面对的世界,几乎是一样的。但是不同的作家,为什么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呢?这就是因为我们主观的不同而不同,因为我们思想不同的不同。或者因为我们发现种子不同的不同。所以发现对我们每个作家都很重要的,还比如说,前段我看到《白毛女》这个戏,这个剧本开始拿到延安以后,很多人也不太感兴趣,说这个好像是白毛仙姑,没有什么意义,传播了迷信。还有人说,这个可以排成,能打破一点迷信也好。开始是这样认识,后来经过讨论,找到一个新的理念,或者说找到里面包含的一个重要种子。这个种子是什么:“就是说,旧社会把人变成鬼,新社会把鬼变成人。”好,一找到这个理念,一下把这个素材给提升了。然后照这个理念打造这个剧,然后引起了哄动。说这个意思,就是同样一个素材,就是我们认识不一样,发现不一样,然后会写成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说,我们这些朋友,当你们在写东西,就是要反复来认识它,发现它,提炼它,真正找到它最好的种子。让它一步步生长成一个短篇小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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